虽然格林斯潘先生与伯南克教授等当事人后来在美国国会听证或写文章，都用不同方式淡化与否认美国房地产次贷泡沫与货币政策有关，然而早在格林斯潘退休前2005年杰克逊霍尔年会期间，人们在肯定他主政美联储17年所做贡献同时，就已对世纪初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鼓励形成房地产泡沫提出预警和批评。
我们每一个人以这两种方式生活，或许有偶然的机遇，可使我们由表及里的过程与自内向外的过程顿悟为一。效率原则的应用固然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但这一改善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充分激烈的竞争的，故而是有极高代价的，例如都市冷漠。
其二是对个人没有显著意义的经验，不激发情绪波动。情感，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交往，之所以特别宝贵，是因为每一次这样的交往都不可替代。中国人均收入是美国的 1/4，幸福感却是可以高于美国的。我祖籍是浙江淳安，在浙江也去拜访乡村祠堂，祠堂修整一新，高大肃穆，空无一人。最后，还有思想和心灵这类精神生活的需要。
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困境在于，我们不是任何传统之内的人，我们的传统早已被摧毁了。人类也提出过这样一种见解：活着，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活着的意义所在。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耗费财政资源，用贷款、用补贴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
李克强总理说得非常对，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中，对于企业来说，法不禁止即可为。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总结来看，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坚决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
2009年以后，用4万亿投资（两年）和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这几年的情况非常明显，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的，但是就业状况却有所改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建设中国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有基础性的意义。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控制和消解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中国宏观经济当局的负责人都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但总体上是可控的。
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辅之以宏观经济当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适度的短期调节。第二项改革就是从2012年在广东开始，被本届政府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机。
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间改革推进缓慢，虽然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乏善可陈，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发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号召。新常态仍待努力确立 对于经济大局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包括浙江在内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高潮。中国提高效率的余地是很大的，问题在于落后体制的掣肘。
其次，用这个理论框架去分析经济增长的趋势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保证合意的新常态得以确定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有争论。实际情况可能没有统计数字那么好，但就业情况有所改善是肯定的。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总结来看，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不过，这项改革只是现有体制下应答民众和行政部门官员质疑的措施。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结论，就是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以上分析说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项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虽然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应该增强我们对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经济不发生崩盘、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
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愿望。增值税只对增加价值征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现在不少地区积极要求建立本地的自贸区。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增长降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
至于第二点，经济增长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这个西方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越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
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应当尽快实现。据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它不是个好办法。这也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拉动内需失败留下的教训。
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所谓或有负债，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负债。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
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有些地方这两年新登记的工商户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现了逆转。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死资产。
目前在就业领域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研究生就业存在一定困难，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还低。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
